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保洁阿姨……今天，你我的生活都离不开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不过，作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这些业界俗称的“网约工”，在工作中却面临着劳动合同不签、社会保险不缴、劳动保障不到位等“三不”现象，影响着行业健康发展和优质服务的提供。
增长迅猛 涉及就业人口上千万
40岁的穆秀芬阿姨，3年前到上海工作。通过58同城平台，从事上门保洁服务。
“我们的工作都是平台派单，每小时收费40元，交给平台3元钱，每月结一次。”穆阿姨说，自己和平台之间非直接的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公司不给我缴社保医保，节假日也不发奖金补贴。但如果工作过程中受伤了，公司说可以报销一定的医药费。”
美团外卖送餐员冯师傅的工作情况与穆阿姨类似。冯师傅人在上海工作，却与浙江海宁一家名叫正东服务外包的公司签约。不过，这家公司并不给冯师傅缴纳“五险一金”。“刚开始干这一行，外卖平台还有自己的直营团队，后来都陆续转到外包公司去了。”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渗透，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保洁阿姨在内的“网约工”，如今已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如滴滴出行宣称，从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为全国去产能行业的职工提供了393万个工作机会。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
身份模糊 权益保护面临“三不”现象
从传统的“公司+员工”到如今的“平台+个人”，“互联网+”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线下服务的提供者，和平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身份的模糊，为劳动权益保护带来了挑战。
——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并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记者采访了解到，“网约工”与公司之间签的合同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叫中介协议，有的叫商务合作协议。
“平台和个人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是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论的热点。”上海捷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虞峰律师说，如果是劳动关系，除工资薪酬外，公司还要缴纳“五险一金”，在责任事故、工伤事故的赔偿方面也有严格界定。
——劳动关系较少建立，带来社会保险缴纳的缺失。记者查阅了一些招聘网站，发现在针对送餐员的招聘信息中，多数不提社保，提到保险的也是为员工办理综合意外险、第三方责任险等商业险种。
一些就业者自身缴纳社保的意愿也不强。来自温州的网约车司机刘虎说，准备在上海拼搏几年后回老家结婚生子。“反正以后养老也不在上海，就没有主动缴纳养老保险。”
——劳动保障不到位，“以罚代管”现象普遍。一方面，平台从“网约工”身上获取了不菲的抽成。不少滴滴司机表示，在美团打车进入市场前，滴滴对司机的抽成比例是20%。“碰到拼车的单子，平台抽得更多，有时能达到50%。”刘虎说。
另一方面，平台为追求服务质量，会通过催单、扣款等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管理。送餐员冯师傅对平台最不满的就是各种罚款规定：服务超时，罚;客户投诉，罚;工牌不端正，罚……“送一单外卖才赚8元钱，但超时罚款能达到100元到500元不等。”
“这种管理方式相当于把企业的经营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更有甚者，在服务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时，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往往落到劳动者身上，而企业则得以置身事外。”来自上海市总工会的调研报告指出。
政策引导 鼓励业态创新也要加强用工规范
“既没有底薪，又没有社保医保，我感觉自己不会长久做下去。”在采访中，多名“网约工”表示，对所从事职业的归宿感和安全感比较弱。
业内人士表示，针对“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近年来政府一直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还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保障制度，引导企业规范用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可以因群体施策，实行分类认定管理。”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姜海涛建议，对于依靠脑力劳动和特殊技能获得较高收入、更愿意以自由职业身份存在的人群和行业，可以参照民事合作关系予以认定;而对于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取报酬、职业风险较高、平等协商能力较弱的，政府应加强正面引导，杜绝企业借民事合作之名行规避劳动关系法律适用之实。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在“网约工”集中的行业引入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表示，上海正在探索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两次覆盖”，针对快递物流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员等六大新型就业群体，以推行联合工会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扩大商业保险的覆盖面。“比如，对于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带来社会‘负外部性’的行业如外卖送餐，可以由平台出面与保险公司协商，为送餐员统一购买人身意外险、第三者责任险，以较低的保费实现较好的劳动保障。”虞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