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_刘雅静 发自台湾
胡德夫 1950年出生，被媒体誉为“台湾民歌之父”与“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2005年出版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佳专辑第2名。
胡德夫回老家台东开的牛肉面店在长沙街，并非台东闹市中心，从郊外的火车站打的过去约10分钟就能到。“外地来的年轻人都专门要去那里，我载过几次了”，中年的士司机说。
一幅传统排湾族木雕挂在门旁，木制自动门一开，风铃就响了起来。午后2点的店，空无一人，黑色钢琴立在楼梯拐角，橘黄色灯光打在墙壁的抽象画、原木餐桌上，留下落地玻璃窗边的手工漂流木椅给台东的骄阳流连。
胡德夫笑容满面地打完招呼，随即解释戴墨镜出来是因为前几天去重庆参加一个音乐节时受寒了，眼睛有些发炎。那场音乐节上同台的还有崔健，媒体们都把他俩的名字并排放上新闻标题：一个是“摇滚教父”，一个是“台湾民谣之父”。
在木椅上坐定，拿出一个小本子写下“新朋友”字眼，认真询问来访者的姓名和来处。
这里一碗面的价格差不多是普通面店的2倍，“这个汤头炖了12个小时，味道都是熬出来的，不是放味精调的”。他最喜欢看客人端起碗“有声音地吃面”，把汤汁喝得一滴不剩。“太太在熬汤，我就在旁边弹琴”。话语间，姆娃一身白色厨师服从厨房出来，胡德夫一声“honey”把她唤到身边，笑着向众人介绍“这是我最可爱的老婆”，又捏捏她的手臂——“她布农族名字的意思是‘山棉花’，不软也不硬，很结实，很勤劳”。姆娃银丝挽在脑后，额头光洁，任丈夫“摆布”，也不回应，只眼含笑意。据说当年胡德夫用歌声追到了她，朋友都说她有“圣母”长相，胡德夫则坚称是蒙娜丽莎。
胡德夫在，店里总是热闹。前一天晚上是和众人为一位重新出山竞选台东市长的老朋友加油打气，这晚，换成一群日本青年艺术家拜访，下一晚有朋友包场。店员文婷，能歌善舞的阿美族姑娘经常从早忙到晚，笑着说：“老师很好人，在这里工作很开心。”
其实胡德夫一直有餐饮店经营经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从台大外文系辍学的他就和朋友在台北合开了台湾第一家铁板烧餐厅“Lost City”。1973年冬天，一位叫李双泽的大学生常常买一瓶很便宜的酒等在外面，餐厅一打烊，就是他们为胡德夫次年春天的民谣演唱会演练的好时光了。那时候，他们俩正是台湾最炙手可热的民歌手，正在开启“唱自己的歌”的民歌时代，新气象影响了后来的罗大佑、李宗盛、侯德健等一代歌手。
但直到2005年，他才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歌曲《太平洋的风》次年获得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 。大部分大陆乐迷才开始通过“台湾民谣之父”、“原住民歌手”、“海洋蓝调”等标签认识胡德夫。
中间近30年时间，他从舞台消失，“一头栽进去”原住民运动：是第一个参加反国民党政府的党外政治团体的“山地人”、1984年参与创立“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简称“原权会”），成为推动台湾民主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换来“台湾民谣之父”之外媒体们爱贴的另一个标签“原住民运动先驱”。
台湾作家夏瑞红曾说，如果不用“台湾现代民歌与原住民运动先驱”这样的标签，她怕胡德夫“继续被埋没在流行音乐的浪潮里”，也担心习惯追逐偶像歌手的年轻人，“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坐标来注视这个名字，错过了仰望台湾的歌唱天空里，这一颗有点古远也有点孤独的恒星。”
古远，当然指年代。孤独，却有更多的指向。
在最红的时候退出舞台，冲上街头，是英雄壮举。一番风起云涌过后，却是时过境迁，甚至物是人非。昔日并肩作战的伙伴争权夺利、分化斗争，原住民议题遭遇变质。胡德夫拒绝任何收编，承受着骨刺折磨、婚姻破裂、骨肉分离、外界非议、政治排挤等内外压力，经历过“很少接触人群”的消沉时期。他告诉记者，那些年，自己“全身是伤”。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丘延亮认为，“胡德夫是一个有天分的人，但我们这个环境对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基本上是不友善的。”
上世纪70年代初，丘延亮在台北哥伦比亚咖啡厅认识了当驻唱歌手的胡德夫，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参与***支持原住民运动，与胡德夫结下深厚交情。从当红歌手到原运领袖，再回归舞台，从得意到消沉再复出，胡德夫这一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丘延亮都看在眼里。
“年轻一辈谈起胡德夫就觉得他只是歌手。他当然不是嘛。”
他的一生亲身参与、见证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到民主化的政治历史变革。而他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都与土地联结在一起，台北50年的“北漂”没有“漂白”、反而强化了他身上的原住民印记。
当他终于在家乡真正安顿下来，猛然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人丁兴旺的卑南家族里“最年长的”。曾经的乡愁成就了动人的音乐，如《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牛背上的孩子》……如今回来了，却转而“想写台北了”。形式都想好了，不要回忆录，有可能类似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原住民里最幸运的孩子
他要从1962年写起。那年他11岁，第一次离开部落到淡江中学读书，正如《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小镇居民没见识过冰块，少年时期的胡德夫没见识过城市的“青草地”。他曾把学校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当成可以放牛的草地，兴奋地写信让爸爸“寄牛”过来。
讲的国语没人听得懂，于是常常一个人跑到学校后面的相思树林，把树当成小学的同桌，对着树说话。而在部落，他可是每期新漫画一出就跑几公里买回来，租给同学们看，看完组织大家“角色扮演”，拿大人们收割完的稻草当武器的“孩子王”。
“我本来每天看老鹰、放牛、跟同学上山，吃地瓜、芋头、还有路边的小番茄。我一辈子不要去都会。”讲这话的时候，64岁的胡德夫彷佛重回了11岁。
但丘延亮16岁（也是1960年左右）第一次进入原住民山区时，却觉得“山地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被压到了最底层”，因此得到了一次“政治教育”，甚至影响了自己左翼的政治取向。
胡德夫在原运中的另一位好兄弟、排湾族的莫那能因为眼疾不能考取军校，早早进入都市，一家人经历了赤裸的社会压迫和民族歧视：爸爸被蒙骗入狱，弟弟被骗工，妹妹被拐卖沦落为雏妓……
相比其他同胞，胡德夫强调自己是“原住民里最幸运的孩子”。一是小学毕业参加教会子弟考试，两百多人中竟考了第一，得到唯一一个去淡江中学读书的奖学金名额；二是因为自己国语不好，反而得到校长和老师们“双倍的关爱”。
幸运最初来源于大自己十七岁的哥哥。他是部落第一个传教士，自小患有眼疾，胡德夫从二三年级开始就借着字典念《圣经》给他听。哥哥则在村里小榕树下那间“看得见星星”的茅草教堂里教弟弟唱圣歌，那是胡德夫最初的音乐启蒙。小学毕业，本来到台东中学读初中就可以了，哥哥一定要弟弟参加教会子弟考试，争取到台北读书的机会。
他还有一位知识分子的父亲，坚决要让自己离开部落，到台北接受更好的教育。
淡江中学是基督教长老学校，不少大陆人因为其著名校友周杰伦及其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而对其印象深刻。其实，早在胡德夫读书的年代，淡江中学的音乐教育氛围就已经很浓厚。八角楼礼堂，每天清晨都会流淌出钢琴声和圣歌声。弹琴的是校长、台湾第一代钢琴音乐家陈泗治先生，唱歌的是全校两千多名同学。
陈校长特别照顾他，胡德夫得以耳濡目染，“看他翩翩的风度，就知道音乐是怎样的。”他安排勤工俭学的胡德夫扫琴房。等练琴同学一走，胡德夫就一个人关在琴房里偷偷地“打”钢琴。不要别人听到，更不好意思请教同学是怎么弹的，就“找最方便打”。
时至今日，这种“害羞”，胡德夫的经纪人郭树楷还会在他录音的时候见到：“习惯把灯关暗，静静地沉淀。”
胡德夫比画着粗壮浑圆的手指，告诉记者，自己一直没有接受过正规钢琴训练。当时，他碰得最多的其实是橄榄球—橄榄球队是淡中的精神象征之一，他是队员。
琴房里还有一位教黑人灵歌的加拿大老师给了他很多音乐资料听，胡德夫第一次知道了动人灵歌背后的黑人血泪史。他感觉黑人灵歌与原住民的古瑶很像。四十多年后，胡德夫去了美国南方民谣发源地Nashville，跟许多一流的黑人乐手一起交流、唱歌、弹琴、喝酒，即兴录下了很多歌曲，2011年诞生了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
“我们学校那么多人会弹钢琴，我是意外的，‘意外歌手’。”说着，胡德夫很自然地哼起了约翰·丹佛的Today。这是他25岁第一次真正自弹自唱的曲目。采访几天前参加陈文茜的电视节目《文茜的音乐故事》，现场弹唱这首歌，曲罢，另一位嘉宾，年轻歌手徐佳莹湿了眼眶。
这在他一位老朋友，台湾文艺工作者李建明看来很正常：“以前的女生听胡德夫唱歌都是要哭的！”
大地之大有容我们唱歌的地方
如今，听懂胡德夫唱歌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横跨老中青三代。对于台湾本岛的中老年一代而言，这位过去的偶像并没有老去，历史和回忆可以重焕生机。正如台湾广播音乐人马世芳在《民歌嘹亮的1970年代》一文中所写：“生命中残酷的磨难，却让他的歌声与琴艺‘熟成’了”。也因如此，他的音乐同样能够打动两岸的年青一代，也许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四十年前的遥远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但胡德夫的音乐给了他们认识的窗口。
胡德夫走红，是在1970年代。那时，他和好友李双泽、杨弦等人正在台湾掀起一股本土音乐创作热潮，深远影响了台湾乃至整个华语乐坛，历史将其命名为“现代民歌运动”。胡德夫唱红的第一首歌，是爸爸的同学、卑南族音乐家陆森宝的《美丽的稻穗》。
唱红是意外。一开始胡德夫只唱英文歌。那时，他在台北文青聚集的哥伦比亚咖啡厅驻唱，赚钱还罹癌的父亲所欠下的高额债务。又黑，英文歌又唱得好，常泡咖啡厅的丘延亮回忆说当时以为他是“什么杂种的小外国帅哥”。直到有一天，李双泽当众质问他：“胡德夫你是哪一族的？你会不会唱自己民族的歌？”
胡德夫用“台风”这个词形容当时听到的感觉。当时的台湾，普通民众听品位低俗的国台语流行歌，知识青年则听“上国之音”的美军电台英文歌，没人想“自己的歌”是什么。
但其实唱英文歌也不稀奇，当他把记忆中五音不全的爸爸教的《美丽的稻穗》残缺不全地哼出来时，底下的人全部站起来鼓掌。他被吓了一跳：“那是我半年内没有过的事。从来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给我鼓过掌”。
李双泽成为对胡德夫“影响很深”的人。在他的鼓励下，胡德夫尝试创作，将藏于心底的乡愁和盘托出，《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牛背上的孩子》等歌曲应运而生。1970年代的台湾，风雨飘摇，退出联合国、保钓运动等刺激引发“台湾往何处去”的社会思考，胡德夫对原住民血统的认同、对土地的眷恋恰好呼应了“寻根”的时代主题。
聊到李双泽，自然就聊到了《美丽岛》。1977年9月，李双泽没来得及为这首新作录音，就因救人而消失在淡江海边，年仅28岁。胡德夫和民歌运动另一位唱将杨祖珺连夜录下这首歌曲，在李双泽的告别式上播放。歌曲很快传唱开来。党外人士从歌曲中得到灵感，将一本党外杂志取名《美丽岛》。不久，改变台湾历史的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这首歌被当局认定是“台独”歌曲，从此遭禁，在所有公开场合消失。胡德夫和杨祖珺自然也成“问题歌手”，遭到封杀。
很多朋友劝胡德夫不要再唱这首歌——“我不管，大地之大有容我们唱歌的地方”。这首原本没有任何政治意涵的歌被“逼”成了抗议歌曲，常常响彻抗争的街头。
但在胡德夫心里，他是带着对台湾的热爱很自然地唱，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民进党说《美丽岛》是他们的，我就很气：‘歌怎么是你们的？！’”胡德夫同时也喜欢唱李双泽另一首“敏感”歌《少年中国》（被贴“统派”标签），“歌是不分彼此的，是属于大家的东西，李双泽的本意也是如此。”
丘延亮也认为，胡德夫一开始不是很政治性的，“他的歌就是他的歌咯”。
如今，无论哪个党派或团体都会宣称自己爱台湾，《美丽岛》已然成为台湾政坛的“最大公约数”。2000年陈水扁就职、2006年“倒扁”红衫军走上凯达格兰大道、2008年马英九上台……都邀请过胡德夫上去唱《美丽岛》。
转不过去，你就进去
进入80年代，“美丽岛”事件打开了戒严体制的缝隙，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胡德夫认为，没有原住民位置的社运是不完整的。1983年，他开始以原住民身份介入党外运动团体，利用党外杂志和各种演出演讲的机会，向社会告知原住民的处境。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亲身参与救援的胡德夫看到死去的矿工多为原住民同胞，受了很大刺激，他创作了歌曲《为什么》，质问政府和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压迫，并彻底走上原运道路。同年底，参与创立台湾第一个诉求原住民人权的团体“原权会”，第一次启用“原住民”这个名称代替具有殖民色彩的“高山族”——“我们是原来就住在台湾的民族”是胡德夫之前在各式演唱会中最爱用的一句开场白。
从舞台到街头，对胡德夫而言，是很自然的事。他脱口而出鲍勃·迪伦一句经典歌词：“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pretending he just doesn’t see? ”（一个男人要把头转过去多少次才能假装自己没看见？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飘》）。胡德夫也被誉为“台湾的鲍勃·迪伦”。
“知道了社会上一些事情。你认为不该知道，轻身转过去就好了。但有些东西不是这样。转不过去，你就进去。”胡德夫停下滔滔不绝，语速慢了下来。
也是听到这里，才将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笑容却带有童真的老者与原运纪录片中的那位愤慨激昂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他浓密的黑发绑着白布条，或一手托扩音器，一手抓麦克风，横眉紧蹙，慷慨陈词；或双手拉横幅，目光如炬，行走在队伍最前端。
丘延亮认为，胡德夫曾经有一度很激烈，想到什么就冲就做。也是艺术家性格，个人主义，比较不容易过组织生活。
胡德夫也承认自己“不会组织”，但敢冲是出了名的。
台大外文系读书时，办讨论会公开讨论原住民问题，擅自脱离救国团（戒严时期台湾控制青少年思想活动的官方组织）控制，冲撞教官，上学校黑名单。
原权会成立后，胡德夫相继推动了“正名运动”、“还我土地”、争取原住民立法委席位等运动。每一项运动都是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如，“正名运动”自1984年发起，诉求于更改“山地同胞”的用法，恢复传统人名、部落地方命名等，直到1994年，“宪法”增修条文才终将“山胞”修正为“原住民”。
胡德夫成为当局重点关注对象。住家被窃听，行动被跟踪，“小便旁边站着的也是他们”。台东调查局的朋友几次拜托胡德夫不要在周末时间回部落，因为只要他一出现，他们又要加班了。
一位国民党高级专员专程到台东部落找胡德夫母亲，拿出500万，让母亲劝劝儿子不要提“原住民”的事，拿政府的经费做做山胞福利会就好。母亲回道：“我的孩子是用地瓜和芋头养的，不用这个钱。”对方转而威胁“要抓你儿子去绿岛”，母亲更加平和：“我儿子在台北我看不到，我在太麻里这边天天看绿岛，你最好把他关绿岛。”
“我听我妈妈讲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胡德夫至今谈起，依然动容：“我的妈妈是我的动力。”母亲曾是排湾族的女巫，一直告诉儿子，他是被“寄梦”之人，是要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排湾语的“梦”是有神秘宿命或使命的意思。
回归
1987年，台湾解严，结束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但政治的角力没有结束，运动骨干依然处于被威逼利诱之中。很多人被撼动了，从此当官“占位置”。胡德夫则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但并没有好结果。丘延亮看到的是，他“自己单打独斗过日子，被人家整，踢来踢去。参加选举，每次都搞到破产，搞破头。”
身体上的伤痛也同时找上门：脊椎长出多个骨刺，一度需要撑着拐杖才能行走。
几乎是最艰难的时期，部落再次涵养了他。家乡的知本温泉竟然用最天然的方式治愈了医生都束手无措的骨刺。另一面，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歌声传出去，被听到。1998年，胡德夫的义父、阿美族音乐家郭英男录制了个人专辑《生命之环》、2000年，卑南族年轻歌手陈建年、纪晓君同时在金曲奖获奖，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
胡德夫说，是这些原住民的歌声呼唤他再出来唱。“没有这些声音的话，我可能就消沉下去，越老越不敢唱。”
再消沉，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几大原住民议题里，都还能见到胡德夫深入一线的身影和歌声。他创作歌曲《飞鱼·云豹·台北盆地》，将兰屿的反核运动、屏东反玛家水库运动及1999年9·21大地震三个事件联结起来，倾尽情感。在为兰屿反核运动写的飞鱼篇里，他唱到：“如果爱这片海有罪，我情愿变成那飞鱼，游向恶灵登陆的沙滩，搁浅。”恶灵，是生活在兰屿岛上的达悟族原住民对核废料的比喻，政府屡次用欺骗的手段把它们“送来”。
在2005年推出《匆匆》专辑前，胡德夫几次复出又几次归隐。现任经纪人郭树楷曾是魔岩唱片的法律事务部部长，跟胡德夫认识超过15年。他看着胡德夫1996年参与音乐组合“黑名单工作室”的《摇篮曲》专辑，2000年又跟魔岩唱片合作了原住民歌手演唱合辑《原浪潮》，当签了合约准备录制个人专辑时又突然去了部落云游。
胡德夫现在经常跟年轻人在一起。自从李双泽逝世后，胡德夫成了单飞的“游唱歌手”，如今复出后跟年轻人一起唱歌。他觉得当官“挤位置”没意思。运动一完赶紧退位，影响下一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采访期间，有部落青年进店，用母语跟胡德夫对话。在胡德夫看来，语言收复回来了就是一大进步，很多政策是有效果的，部落文化正在慢慢复兴，“我告诉双泽，不要担心，台湾现在还是那么美丽，没那么糟糕。”
